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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語。凌性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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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名目的生存,自我與時間的鬥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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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魂解放

靈魂解放――
關於高中校刊
 
◎凌性傑
 
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,政府宣佈解除戒嚴,長達三十八年(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)的戒嚴體制宣告終止。彼時我剛剛升上國中,身體正尷尬的發育,伸展。我想我的肉身與情感一定與那個時代相關,同氣連枝。身體這麼奇妙,一面開向私祕,一面又朝著公眾顯現。既勃發且壓抑的年代裡,我的青春、我的感官彷彿一則政治寓言。終於,解嚴了。
 
我以為可以自由得無話可說,但卻又不是。這個衝決了舊制度的社會,與青春期的我,一起承受著煩悶與躁動。逐步開放的過程中,我們大刀闊斧的斬斷過去,面對漫無界限的未來,一下子找不到秩序。好像,從此心中也隱隱渴望著某種秩序。只有相信、沒有懷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,我們開始懷疑,有什麼真正值得相信。
 
一九九0年,我通過聯考的窄門,進入雄中求學。雄中向來以開放自由的學風著稱,這樣的氣息讓我飽受箝制的靈魂獲得解放。我大膽且勇敢的追問,不再輕易相信標準答案。因為參加雄中文學獎得獎,雄中青年社(那年代,幾乎每個高中的校刊都叫青年社,刊物名為某某青年)學長問我要不要加入他們。當時我已經報名口琴社,每天揣一把口琴磨破自己的嘴皮。後來,不知什麼樣的因緣,我成為其中一員。午休時間學校給了公假,我在雄中校刊社跟學長閒聊。早慧的學長L告訴我,或許可以做野百合學運專題。當時的雄中學生身上常有一股睥睨神氣,以社會中堅份子自居。知識份子、清流良心,諸如此類用語常常套在我們身上。我顯得既無知又愚蠢,羞澀低聲的問著,什麼是野百合學運啊?
 
學長很自豪的說,自己曾跟高雄地區的各大學菁英一起包遊覽車北上抗議。事情這樣的,一九九0年三月十六日,九名台大學生在台北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。他們拉出白布條,上頭寫著「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」,三月學運就此揭開序幕。島上熱血青年紛紛響應,學長與許多人一樣冒著被記曠課、退學的危險,參與了時代盛事。雄中校刊曾經紀錄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,也刊過赤裸直接的情色小說。甚感得意的,我們是第一本,「極為帶種的」整體報導二二八事件的高中校刊。他說,我們就是要打破尺度。
 
是啊,我點著頭說,要打破尺度。然而我其實不知道,到底要破除哪些尺度。
 
學長遠從澎湖渡海來本島讀高中,選擇理組的他一再地提點我,要藉由書寫、編輯提振雄中的人文素養。在我擔任校刊社長後,他還是時常來到社辦,偶爾評議時政,偶爾給我開書單要我去讀一讀。在那群人中,或許我永遠是不夠叛逆的,也可能是天真到不曉得敵人是誰。我最大的叛逆正在於,無法完全的把所有的箴言拿來信仰。在他們眼中,我一直是不夠熱血也不夠憤怒的。就連當個文藝青年,身材也太過臃腫,思想也太過健康了。
 
不過,野百合盛開,確實讓我耳目一新。我忘了究竟是誰執筆完成那篇報導的,只記得自己開始厭惡所有的教條、所有的體制。似乎有點諷刺的,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家國,並且選擇了教育這個看來最最保守的行業。我想問的,正是初衷,我的初衷是什麼?到底是什麼改變了我?待在校刊社的日子,我學會用各種名義請公假,躲進戲院看限制級電影,徹夜寫稿,彷彿孤獨的練著別人無法知曉的武功。
 
晚我兩屆的吳奇叡、曾友信,同樣在校刊社裡熱情擁抱文學。更後幾屆的黎俊成、林達陽諸位學弟,接掌社務以後辦得風風火火。為了辦跨校聯合文學獎(名為馭墨三城文學獎),不惜到辦公室拍桌,不惜用自己的課業成績與操行分數換取心中相信的真理。時至今日,馭墨三城到後來加入的學校更多至六校,成為校刊自辦文學獎規模最大者,每年皆有得獎作品結集出刊。我一邊任教於台東體中一邊寫碩士論文的時候,他們找到了我,說要製作雄中青年十年回顧文選。我驚詫一聲,原來自己輩份已經可以被雄青「精選」了。這項文選工程,由林達陽擔任總召,前後屆學長學弟紛紛加入,離散許久的社員們,因為一份刊物有了新的交集。所有的編輯工作都沒有酬勞,且要費心籌措經費。大夥兒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,終於有了《擴張的盛夏》、《狂草時期》。松濤文社也因為這次凝聚,宣告誕生。此後《面對》、《解釋學的春天》、《虛構的海》、《親愛的瞇》、《海誓》、《等待沒收》、《高架橋》、《陽光與百葉窗》等書,都是用這樣的方式編印出版,可以說是雄中青年的延續。
 
我的人生輾轉向前,在幾所高中任教過,不喜歡指導他人的我,成了花蓮高中與建國中學的校刊社指導老師。我深深知道,會選擇投入校刊工作的學生,大多非常有主見,不輕易與主流意見妥協。我甚至偶爾喜歡他們憤怒的樣子,流露出對現實狀態的強烈不滿。他們要衝撞體制,要冷對千夫所指,我也只是笑笑,要他們把事情想清楚。想清楚了,覺得可以說服自己了,可以承擔所有後果了,我就支持。身為指導老師,我能指導的其實非常有限。最重要的,就是給這群熱血青年一個自由的空間,就像當年的老師給我們的那樣。我扮演的角色,正是制度上的支持,讓學生不要去跟制度虛耗時間跟精力。如此,更有機會沉澱思緒,讓自己擁有獨立思考、理性判斷的能力。
 
建中與花中都擁有非常悠久且良好的校刊傳統,學生的素質與用心,往往把刊物編得有聲有色。我也不只一次領略到,學生帶給我的撞擊、火花。我看著年輕的一代,承受著幾乎沒有敵人的悲哀、或是不知誰是敵人的悲哀,心裡不禁升起無奈之感。如果生活裡允許一點小小的革命,推翻陳腐老套的思維,顛覆已成習慣的成見,我就會莫名的快樂。這兩個學校的校刊社學生,同樣帶給我這樣的快樂。他們遇事有主見,做事有方法,總是能夠藉著校園刊物領導議題,提供一種新奇的觀點,確實讓我這個掛名的指導者感到驕傲。
 
在花中、建中任教的這幾年間,我發覺一件奇妙的事――所有的校刊社好像都沒有一間像樣的辦公室。或許是這樣的,只要心中存有一個大大的理想,處在區區敗屋中,亦可以成就大事。當然,如果校刊社能夠有一個更美好的,自己的屋子,事情想必可以做得更偉大。
 
一直記得,我是雄中青年七十二期的社長。卸任以後,一如往例,我們聚在社團辦公室舉行祕密儀式。這是不知道從何時開始的慣例,每位社長大功告成後要在玻璃瓶上簽名,然後把瓶子放在大木櫃上。幾十支玻璃瓶陳列起來,竟像是漂亮的神主牌。「雄青不死,只是凋零」,好多學長多說過這老套的話,標舉著自己不凡的品味,以及總是招募不到新血的窘境。我只想說,去校刊社吧,如果你想認識這個世界多一些,如果你想讓自己變得更有意思一些。
 
 
 
2009年11月
文訊雜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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